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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寺栖光净院

日期:2016-03-16    点击:1402    查看原图    全部展开
简介:









 
图库说明
两晋时期,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典籍开始在中国各地广为流传,特别是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般若经》译为汉文,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佛教般若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崇奉佛教的风气开始在中国盛行。大批义学、沙门承继三国以来研习般若学的风气,将佛教般若与中国本土玄学结合起来,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派。当时,以一些才华杰出的佛教界人物为核心,组建了一定规模的佛教僧团,他们认为“二火一刀”之地即“剡”地能避灾。故而在西晋后,剡东成为了社会战乱、动荡的偏安地,成为佛教僧团集结之地,即以竺潜为首的东峁山僧团驻足今日大市聚地区;以支遁为首的沃洲僧团,聚集于今天的沃洲山一带;以于法兰及弟子于法开、于道邃为首的元化寺僧团驻锡于石城山的元化寺即今天的大佛寺千佛禅院。三个僧团地处毗邻,交往频繁,大家共究佛典,同辩义理。在交流争辩中,支遁大师是三个僧团中最为活跃的中心人物。
        东晋十六国时代,中国南北分立,战乱不断。统治者为维护其自身的统治而倡导佛教,老百姓祈望从求神拜佛中解除苦难而崇尚佛教,名僧高士研习佛经,特别是对般若经义的探求更是成风。自东汉时所译的《道行般若经》以来,般若性空学说日益扩展,但《道行般若经》、《放光般若经》等般若经典的文义不甚畅达,而当时人们又盛行以玄学的观点去理解佛教思想,因此产生了对般若经典“空”义理解的不同观点和学派,遂形成了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六家七宗”。以道安为代表的高僧认为世界万物不是由谁创造的,而是由“空”、“无”这种“自然”状态,通过“元气”变化而来,即主张“一切诸法本性空寂”,创立了“本无宗”;高僧、名士双重人格的支遁认为世界上所谓万物,并非万物之本身,所以认识上虽然有色,客观上并不一定存在着那样的色,即主张“色无自性,即色是空”,创立了“即色宗”;高僧于法开认为宇宙万物都为倒惑的心识所变现,假如觉悟三界本空,惑识就消失,不再有宇宙一切诸法,主张“三界如梦幻,皆起于心识”,创立了“识含宗”;高僧竺道壹认为世间诸法都如幻如化,自始非真实有,而心神却不空,倡导“一切诸法,皆同幻化”,创立了“幻化宗”;高僧支愍度及名僧竺潜的高足竺法蕴认为,“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主张“空心不空色”,与“幻化宗”的“空物不空心”的观点相异,创立了“心无宗”;于道邃认为一切诸法均由因缘和合而有,主张“缘会故有,缘散即无”,创立了“缘会宗”。在以上“六家”基础上,加之名僧竺潜创立的“本无异宗”合称为“七宗”,即前面所说的“六家七宗”。竺潜认为没有万物之前,先有所谓无,从无生有,所以万物出于无,即主张“无在有先,有在无后”,故称为本无,为区别道安创立的“本无宗”,故称之为“本无异宗”,与“本无宗”归之为一家。
        “六家七宗”以“般若经”的解读为要义,在完全自由开放的氛围中,各僧团中的高僧与社会上的名士围绕汉译的“般若经”,结合中国盛行的《老子》、《庄子》等玄学思想观点、语言进行解读,为佛教的汉化奠定了基础。“六家七宗”中的“即色宗”的创立者支遁,他于东晋建元、永和年间入剡即新昌,在沃洲建“小岭寺”,后于哀帝兴宁年间在剡东石城山创建“栖光寺”,支遁在新昌建寺说法达10多年;“识含宗”、“缘会宗”的创立者于法开、于道邃均是名僧于法兰的弟子,他们在剡东石城山创建元化寺即今天的千佛禅院;“本无异宗”创立者竺潜在东晋成帝咸康年间隐迹剡东峁山即今天大市聚水帘洞讲经说法30多年,直至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圆寂;“心无宗”创立者之一的竺法蕴是竺潜之高足,一直跟随竺潜左右;“幻化宗”创立者竺道壹在绍兴嘉祥寺为僧首时曾游学说教于“般若学”研习者聚集地剡东石城、沃洲,石城山的隐岳寺、元化寺、栖光寺曾是道壹大师开讲经论的重要场所。“六家七宗”中只有“本无宗”创立者道安没有到过剡东,其他“五家六宗”的创立者均与剡东即今天的新昌有关,或驻锡建寺于新昌,或游学说教于新昌。所以说,新昌是中国佛教汉化的发祥地。“栖光寺”于364年继隐岳寺、元化寺创建于石城山,比中国汉传佛教禅宗嵩山少林寺早130多年,较天台宗国清寺早230多年,因此我们说栖光寺历史悠久。
        支遁其人
        支遁,字道林,又称支氏、支公、林公、林道人、林法师,他俗姓关,原籍河南陈留(开封),亦有说是河东林虑人。支遁是魏晋时代高僧、名士双重人格融合的典型代表人物,他深通佛理,精熟玄学,创立“即色宗”,《高僧传》有传。
        支遁父母在西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因避永嘉之乱而迁居江南,次年支遁诞生于江浙之地。他自幼聪明,在世代信佛的家庭中,很早就悟得非常之理。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幼小的支遁在余杭的寺院之中,深思《道行》之品,《慧印》之经,卓然独拔,见解出众。支遁不仅深谙佛理,且擅草隶,喜作诗咏,尤能发挥自己对老庄等玄学思想的独特见解阐述佛理。成帝咸康四年,时年25岁的支遁正式剃度出家,然仍与一代名流谢安、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恒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袁彦伯等交游。出家当年,支遁游历京师,初露头角,随即在京师聚集了一大群有名的挚友、信徒,并得到京师上层人士的赏识和赞扬,年轻的支遁名满京都。
        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年),因朝廷出现沙门是否要跪拜王者即僧人地位之争,支遁遂率弟子离开京师,与驻扎吴地的骠骑将军何充建立亲密关系,并在吴地创建“支山寺”。后何充为扬州刺史,移扎京口。支遁慕名赴剡,追踨名僧竺潜至   山。支遁至    山曾遣人向归隐剡东   山的竺潜买沃洲小岭建寺舍,以作栖息修持之用。竺潜答复,“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史料中“买山而隐”之典故即出于此。支遁在沃洲建“小岭寺”,广开讲席,教化行道,僧众多时竞超百人。僧侣们常随支遁禀学于沃洲、石城、山阴等地,近年,“小岭寺”得以重兴,即今大市聚镇何梁浦村的“傍山寺”也。
        支遁好奇多爱,兴趣广泛,在远离尘嚣的沃洲自然山水之间,玩味生命。有人送他马匹,他养起来,但好事者说:“出家人养马,不成体统。”他答曰:“贫僧重其神骏。”他又好放鹤,有人送其鹤。不久鹤的翅膀长了,想飞,他舍不得它们的离去,便剪掉其羽毛,鹤拍拍翅膀,难于冲天。支遁看着翅膀残缺的鹤,深感恼丧,他说:“哎,你们这些冲天之物,怎能做人愉悦耳目的玩物呢?”等鹤的羽毛长齐,支遁就将其放归自然。支遁重神骏而养马、重凌霄姿而放鹤的风流韵事长传不衰。今天,我们游览沃洲湖时尚能找到养马坡、放鹤峰的遗址。
        支遁在剡东除喜好养马、放鹤外,种茶、品茗等有关“茶道”之事更是为世人所传颂。据传,支遁在沃洲“小岭寺”、石城“栖光寺”周边的山上广植茶树。在其研习佛典感觉疲倦之时,常走出山门远眺景色如画的剡东山水风光,欣赏寺四旁郁郁葱葱的茶山、茶地、茶丛,闻吸沁人心脾的茶香。观赏后,又充分发挥其聪慧过人的悟性和文学造诣高深的优势,结合佛理,将观茶感受写入其玄言诗中。支遁大师常以“茶”伴其诵经念佛,在其讲学传教、交友谈论、与人论辩以及弈棋论道时,更是离不开烹煮香茗、品泉饮茶,“品茗清谈”、“茶禅一味”更是支遁大师的杰作。唐朝时期的“茶圣”陆羽曾多次深入剡县考茶,采茶觅泉、评茶品水。据有关资料记载,陆羽从支遁“煎茶品茗、畅谈佛理”之茶禅相融、品茗明心的饮茶论道中得到启示,更深刻地理解“茶道”之内涵,从而写就了我国茶文化史上最值得骄傲的《茶经》。因此说,支遁是“前茶道时代”的始祖,是中国茶道至尊,剡东即今天的新昌理所当然成了中国的茶道之源。
        支遁勤奋好学,且勇于创新,对《老子》、《庄子》、《周易》三玄学有深入的研究,尤其钟爱《庄子》,一生沉浸其中,并下过很深的功夫,特别对被人们认为难解的《庄子·逍遥游》,能窥其奥义,善标综会。支遁标新立异的独到见解震动了当时思想界和上层社会,被奉为“支理”。佛教史籍称颂其为“东晋名士,崇奉林公,可谓空前。释《庄》具新义,并实写清谈家心胸,曲尽其妙。当时名士读此,群加激扬。”支遁认为外物没有自性,虽然存在仍然是空,只是人心生执着,外物才“有”。因此,只有对外物不起执着之心,顺应外物而超然物外,物物而不物于物,悠然无待,畅游无穷浪之境,才能求得至上的满足,这就叫逍遥。在洛阳白马寺与刘系之等名流谈《庄子·逍遥游》时,刘系之说:“万物各适其性即为逍遥”。支遁反诘曰:“不然,夏桀、盗跖都以残害生命为本性,照你所说,他们也各适其性,也可称之为逍遥?”后来,支遁在注《逍遥篇》时,申述“惟无欲方能逍遥”之理,名学宿儒,无不叹服,被公认为佛学大师、清谈领袖。现大佛寺大佛殿五层殿阁上的“逍遥楼”匾额源出于此。
        东晋穆帝永和六年(350年),支遁赴会稽访王羲之,向书圣王羲之作数千言的《逍遥篇》讲解,标揭新理,才藻惊绝论述,使一向鄙视支遁的王羲之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史典载:支道林洋洋洒洒、精彩新奇的讲述,王羲之顿时披襟解带,流连赏玩,赞叹不已。于是,王羲之特意聘支遁到会稽灵嘉寺,一方面常能聆听支遁的高谈阔论;一方面邀支遁在会稽开讲《维摩》、《小品》等佛经。永和九年(353年),时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名士、高僧等42人聚会于山阴兰亭,行祓禊祭祀之礼。大家排坐于溪岸之上饮酒赋诗,谓之“曲水流觞”。王羲之受众人推荐,作诗序,为后世文人所珍视、宝爱,成《兰亭序》。当时,支遁亦与会,赋诗作词。在会稽时,支遁曾写信给来华的高丽僧人,信中盛赞竺潜之才德,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中国与朝鲜之间佛教传播的最早记录,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宗大事。
        东晋哀帝隆和元年,应哀帝两次派使者邀请,支遁暂且离开剡东、会稽山林水泽,重入繁华都市,在纷乱的红尘中迎来送往。他住进东安寺,讲解《道行般若》,朝野士庶无不叹服,都认为支公在山中修炼多年,果然面目一新。然,京城喧闹嘈杂,不利修持。不及三年,支遁怀恋剡东清净的山溪与幽密的林木,他专函上书要求回归剡东。
        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时任吴兴太守的谢安力劝支遁到吴兴养疾,支遁未赴,而决意辞朝返剡。支遁返剡,移居石城,创寺传教。因石城是高僧、名士集聚之所,是“般若学”研习之中心,“般若”意为“圣慧”即破除“无明”之光,故定寺名为“栖光”,隐含“般若学”研习的高僧栖息之处。永和十一年王羲之因仕途不顺,抱负难成,遂称病辞官,追随剡东名士,退隐剡地名山——第二十七洞天金庭山,建金庭道观。金庭——石城相距不远,对《庄子》崇拜的王羲之钦佩支遁对《庄子·逍遥游》的精深阐述,擅长草书、隶书的支遁羡慕王羲之墨宝倾国,两人过从甚密,相互披襟致契,留连不能已。为更方便坐谈玄义、习研佛典,王羲之离开金庭到石城栖光寺近旁的鼓山,创建紫芝庵。据传闻:一日,王羲之自鼓山紫芝庵炼丹处去石城山栖光寺,见山门外清水池中白鹅戏水,活泼多姿,遂“喜鹅”雅兴勃发,即取山门口的一把条帚,蘸溪流边水田中的泥浆,在栖光寺门口的粉墙上书一笔“鹅”字,飞白大草、矫若游龙。支遁出山门相迎,见到水渍未干的一笔“鹅”字,大喜过望,随后将“鹅”字拓下,移刻石碑之上。自此,一笔“鹅”字碑为神州多处古刹所仿刻,名扬天下。据传,天台国清寺内一笔“鹅”字碑即由新昌拓转而得。
        支遁对创立的“栖光寺”非常钟爱,他常打坐山门,游心禅苑,吃野果、饮溪泉,放浪心志于无生无灭之境界。在栖光寺,支遁大师专心注释《安般守意经》、《本起回禅序》诸经及撰写《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学道诫》等,追踪马鸣,蹑影龙树,义应法本,不违实相。据考证,支遁在栖光寺还设置了“戒坛”。
        东晋太和元年(366年)闰四月初四,支遁于栖光寺所在著《切悟章》,落笔而卒,春秋五十有三,墓葬石城山。支遁在世53年,时间不长,但由于其器量高明神情颖悟,加上他勤奋好学又善创新,故支遁大师一生在佛教中国化中贡献甚巨,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支遁大师一生广阅佛典,讲经说法无数,著作等身,他的学说,特别是般若学“即色宗”的思想学说在中国佛教史及思想文化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可惜的是散佚严重。支遁圆寂,士林震动,石城栖光寺吊唁者不绝。支遁大师生前信徒兼好友、佛学家郗超为之序传;史学家袁宏为之铭赞;名士周昙宝为之作诔;名士孙绰特为其作《道贤论》。数年后,高士戴逵拜揭支遁墓叹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即说,支遁大师的道德善言尚未远播,墓前树已合抱,但愿林公绵绵神理,不与寿数同时消失殆尽。高士王珣至石城曾作《法师墓下诗序》,序曰:“余以宁康二年(374年)命驾之剡石城山,即法师之丘也,高坟郁为荒楚,丘陇化为宿莽,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感想平昔,触物凄怀”。两百年之后,陈太建七年(575年),智者大师率亲信弟子20余人离金陵上天台山,过天台西门——石城山,特瞻礼石城寺弥勒大石佛和“吊道林之拱木,庆昙光之石龛”,即天台宗创立者智者大师在倡导般若学,创立即色宗的高僧支遁墓前行大礼,到大佛寺开山祖师昙光大师开山居住石龛——隐岳洞专访,大赞支遁 、昙光之无量功德。并在弥勒大佛前发宏愿: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佛理本义,对深繁的佛教理论进行深入浅出的阐述,弘扬佛法,普度众生,这是智者大师创立天台宗的初发之愿,这为其成为智者大师奠定了基础。
        支遁以其渊博的学识,精通佛理、深谙老庄,以中国本土之玄学,阐释天竺传入之“般若”,开创“即色宗”,是当时研习“般若学”、创设“六家七宗”的领军人物之一,亦是佛教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支遁在剡东特别是晚年在石城创建“栖光寺”,与竺潜、竺法蕴、于法开、于道邃、竺道壹等高僧创立“六家七宗”中的“五家六宗”,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造就了剡东这一中国佛教汉化的发祥地,我们应为之而自豪,我们应更深入地挖掘“支遁”、“栖光寺”等佛教文化瑰宝的积淀,不断丰富新昌旅游景观的佛教文化内涵。
        三、栖光净院
        2004年3月的政协新昌县第七届第二次会议上,时任新昌县大佛寺老方丈——悟道法师与时任大佛寺当家、现任大佛寺方丈——传实法师,两人联名向县政协全会提交了“关于建造栖光净院,铸就十方丛林寺院”的提案。提案认为,为使新昌旅游的中心区——大佛寺景区建设的布局更合理、功能更齐全、档次更提高,就必须更深层次地挖掘石城山丰富的佛教文化积淀——建造栖光净院。“建造栖光净院”这一具有文化意义和经济价值的重要提案,引起了广大政协委员的共鸣,得到了县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被列为重点提案。会后,县政协王学洪主席亲自抓该提案的落实工作。县政协在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调研、考证的基础上,以政协新昌县委员会的名义,向县委报送了《关于建造栖光净院的建议》。《建议》向县政府提出了“历史有旧迹、现实有需要、寺院有要求、外地有借鉴”的四点意见和“要妥善选址、要科学规划、要综合利用、要协调关系”的四点建议,同时协助县委县政府与规划局、大佛寺等近十个单位、部门进行联系、沟通,有效地促进了项目的落实。
        在县四套班子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县政协的着力协调下,“栖光净院”建设正式立项,并于2004年10月19日(农历九月初六)第六届旅游节期间举行“新昌县大佛寺栖光净院奠基典礼”,拉开了重建“栖光净院”的序幕。根据规划,栖光净院位于大佛宾馆与般若谷之间的罗头湾,占地35亩,建筑面积达14000多平方米,投资6000多万,设置有天王殿、三圣殿、讲经堂、觉海堂、藏经楼、地藏殿及钟楼、鼓楼、茶禅一味堂与厢房;在殿堂建设的同时,还规划筹建栖光寺开山祖师支遁大师法塔和栖光净院重兴大师、新昌大佛寺老方丈悟道老和尚舍利塔,其后建高73米凌空九层的“栖光宝塔”一座。
        栖光净院是大佛寺的下院,故亦称新昌大佛寺栖光净院。栖光净院的兴建,将再现东晋时期“隐岳寺”、“元化寺”、“栖光寺”三寺鼎立,佛寺再兴之盛况。“茶禅一味堂”的建设,将使支遁大师“茶禅一味”、“品茗清谈”的杰作续写更新更美的篇章。三圣殿、讲经堂、藏经楼等各式殿堂的建设,特别是舍利塔和栖光宝塔的兴建,使大佛寺设施更全、功能更好、品位更高,从而促使大佛寺的知名度更大、大佛寺景区的佛教文化氛围更浓、新昌对外开放中的影响更广、党的十七大关于发挥宗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措施更实,新昌旅游推进的速度更快。
        自2004年底奠基以来,在县四套班子领导的高度重视,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等相关部门的积极参与下,沟通各方面的关系、筹聚各方资金、落实各项措施,特别是在传实方丈及大佛寺广大僧众的积极努力和广大施主、善信的大力支持下,已自筹资金3000多万,确保栖光净院建设工程如法进行。现三殿(天王殿、三圣殿、地藏殿),三楼(钟楼、鼓楼、藏经楼),三堂(讲经堂、觉海堂、茶禅一味堂 )及厢房与其他配套设施已基本竣工;支遁、悟道两位高僧的舍利塔已建成;“栖光宝塔”的底层已建好,九层塔身的各层内容已确定,现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
        栖光净院的“三圣殿”,确切地讲,是“西方三圣殿”,是栖光净院的主殿,三圣殿内的佛像已塑好。大殿正面供奉着阿弥陀佛及他的两位左右胁侍 ——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背面供奉丈六金身阿弥陀佛,大殿两侧供有佛教中著名的十六尊者。进入殿堂,庄严肃穆,烦恼顿消,犹如迈入“极乐”之境。大佛寺栖光净院落成暨佛像开光典礼将在三圣殿进行。
        10月20日(农历九月廿二)第十届新昌天姥山文化旅游节“大佛寺栖光净院落成典礼”将在栖光净院进行。该典礼具体内容有三项:(1)大佛寺栖光净院三圣殿落成典礼,将于20日上午8:00在三圣殿与天王殿之间的广场上举行;(2)大佛寺栖光净院三圣殿佛像开光法会,将于20日上午8∶30在三圣殿内举行;(3)悟道老和尚骨舍利入塔法会,将于20日上午10∶00在地藏殿后的悟道老和尚舍利塔前举行。
        新昌大佛寺栖光净院的建设,使新昌深厚的佛教文化积淀再放异采,大佛寺当前建筑密度过高、空间过狭的现状得到改观,内疏外延、有效整合的规划得以实施,“茶道之源”的名片效应力度更大,新昌旅游经济的层次再次得到提升。新昌大佛寺栖光净院三圣殿落成暨佛像开光典礼和悟道老和尚骨舍利入塔法会,是新昌建县1100周年、大佛寺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寺院25周年的重大盛典,是千年古刹在改革开放中创业创新的重大步骤,是新昌第十届旅游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佛教界的一次盛会。时值盛典即将举行之际,我们应明了栖光净院悠久的历史积淀,应明晰栖光净院开创者支遁大师等高僧在东晋时期在新昌的活动情况和促使新昌成为中国佛教汉化发祥地中的历史功绩,应明白栖光净院的兴建与提升大佛寺的品位、丰富大佛寺景区的佛教文化内涵、推进新昌旅游发展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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